过去30多年，中国、印度和非洲的经济增长，使全球贫困人口将近减半，但随着新兴市场高速增长期的结束，脱贫趋势可能迅速逆转，刚刚迈入中产行列的“脆弱中产”可能返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这个群体提供比以往更好的社会保障。

两年前金墉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时，人们寄望他能帮助世行找到新的使命。如今，他不仅远未帮助世行恢复影响力，还开启了一场糟糕的组织结构调整。

日韩两国领导人在海牙的首次会晤也许仅有象征意味。但两国领导人都有责任为当前有争议的问题降温，不要火上浇油。媒体也是如此，需防止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中国政府允许违约的态度值得欢迎。不过，以更加放任的方式对待违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蕴含着风险。有三个办法可将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破产风险降至最低。

剥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抵御未来全球市场危机的资源，将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共和党议员应放弃孤立主义老调子，投票支持IMF配额改革议案。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的最新披露，让小布什执政期内的CIA虐囚行为再度成为焦点。奥巴马应当尽快解禁对这类行为的调查报告，让CIA为过往行为负责。

近年欧洲为应对经济危机，大力削减国防预算。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欧盟面对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是否还要继续不计后果地削减军力？

如果习近平对腐败可以“老虎苍蝇一起打”，那么他也该对排放污染的“脏老鼠”们实施同样打击。除了更严格执行已有环保法律外，中国需要提高企业排污的成本。

美国军队完全能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裁军并扩大技术优势的国防瘦身方案，明智且大胆，但国会的短视显然将让其面临巨大的政治博弈。

基辅革命为欧盟、俄罗斯及乌克兰提供了重新思考乌克兰身份的新机会，这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时刻。为与俄罗斯达成共识，美欧应描绘一个不结盟的民主乌克兰前景。

人们不应只盯着财政政策，银行业的状况和供应面的制约因素在决定一国的经济前景方面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OECD近期的一份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亚努科维奇政权一直屈服于普京压力，而后者一边送上现金，一边要求镇压独立广场上的示威者。美国和欧盟是时候采取更强硬立场，比如冻结一些乌克兰高官的资产。

斯诺登爆料引发一系列涉及技术和隐私的问题，但若默克尔要求欧盟通过立法，强迫美国互联网公司将数据储存于欧洲，那将是一个很糟的想法。

刚刚公布日本经济数据让很多人失望，就此认为安倍经济学脱轨的判断可能过于武断，但安倍晋三必须调整目标，日本企业也须迅速采取行动，阻止经济复苏逐渐停滞。

不管谁当选印度新任总理，他都要回答全球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印度会不会改革针对外企的严厉课税制度？印度税务环境的喜怒无常，已经伤害到本国经济。

在制定相关的商业法规时，感情用事和顽固政治观点往往战胜科学客观的态度。有鉴于此，各国政府应以更科学的方式评估有关健康危害的各种证据。

中日双方对目前的僵局均难辞其咎，双方应停止虚张声势，开始对话。安倍有关设立政府间热线的想法不错，应得到响应。应努力及时找到解决之道，避免兵戎相见。

本周发生的两件事，令人不禁怀疑习近平的反腐努力到底有多真诚，他可能因此失去民心。同时西方金融界也需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的腐败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关情报监控的改革，奥巴马上周讲话采取的“开局让棋法”比其他政府都领先，但意义不大。奥巴马很快就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所提议的措施不只是装饰门面。

安倍晋三非洲之行将中日口头争端扩展到非洲，虽然中日竞争不可避免，日本仍不应过度炒作这一竞争，而应继续向非全面投入资源，以证明其在替代中国方面的吸引力。

随着富裕国家重新获得市场青睐，新兴市场面对资金大量外流、利率陡然升高的风险。新兴经济体必须控制债务规模，尤其是不稳定的短期债务敞口。

如果放贷活动完全失控，中国可能出现一波破坏金融稳定的违约，因此官方有必要控制住信贷的整体增长。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以巩固金融体系。

企业并购交易近来趋于活跃，自2008年以来的漫长低迷期似乎已经结束。并购活动增多应被视作企业信心稳步上升的表现，但我们也不应过度解读最新这波收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