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过去20年，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撕裂，但又同时构筑了自己的中流砥柱，中产阶级迅速成长。有此为基础，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中道的改革之路。

中国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说，公共绿地或者城市广场应该由政府提供。但按照这一范式安排产权，就会给政府提供“犯错误”的足够理由。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过去3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严格来说其实是重建。市场体制在中国以前并非没有，只是到了毛时代，这个体制被摧毁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2013中国新一届领导上台，实施不同的政策。但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民生，维稳重点应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同时明确爱国与爱民的不同。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进入价值观大交锋的时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历史演变的趋势。从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应及早促进社会搭上潮流的班车。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改革文件能否“伟大”，重在实施。在中国的现实中，原则越抽象，就越不可能实施。维护市场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要避开行政部门的“解释”、技术性手段、假装、拖延等各种驾空手段。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经济改革成绩伟大，政治方面也有巨大进步，但愿中国能全力珍视这一成果：任何情况下，绝不因政治杀人，最好也能避免因政治抓人关人。

中国天则研究所秋风：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引发对集权的担忧。但在“非常政治”状态下的中国，要重建制度，改革机构必需部分处于法律之外。

中国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媒体的分裂，企业家的寻租，常得到制度决定论者的辩护。但所有社会制度都有漏洞，尽管程度会有较大差别。因此道德、伦理才至关重要。

中国天则研究所茅于轼：中国在提高民生上已经比较成功了，但老百姓火气还是很大。要缓解社会戾气，大家就都要讲理，政府首先要讲理，也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

中国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这个时代的中国治国者和知识分子应明乎宪政化之大势，顺势而为。若能如此，则中国幸甚。反宪政和把宪政神化，任何方向上的激进，都会酿成大祸。

中国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宪政的巨大变革。反对宪政，就是反对从外部制约权力，看似为现执政党说话，其实可能是误导执政党。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经济的体量及对能源的需求将使能源问题挑战巨大，实则为进展缓慢的中国产业转型敲响警钟。

中国天则所副所长冯兴元：中国刑法中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共有20种，这容易掩盖利益相关者的犯罪行为，应把不合法的集资行为和诈骗行为分开处理，废除“口袋罪”。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中国人的效率并不低，但在市场的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说明中国的体制有缺陷。问题就在于没有思想市场存在，这恰恰是改革多年所忽略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杨俊锋：一把手权力的巨大，是薄案掀开的中国政治生活幕布的一角。正是这种一把手的集权成就了薄，但也导致了他的膨胀最终不可收拾。

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科斯的离世与他计划中的中国之行只有一月之遥。他的中国情结，不仅因为中国印证了他的理论，还在于他对中国“思想市场”的特殊寄托。

中国天则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舆论是政治的重要机制。改革须尊重民意，也需民众支持。如果继续围剿大V，如果民众不能自由讨论，改革就没有舆论支持，也就寸步难行。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台湾“二二八事件”已过去66年。5年前台北树立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获得政府承认，其真正意义在于：认可不能再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垄断国企并不会在某一年对经济产生滞胀作用，而是每年都会发生复利作用的“滞胀器”。它的存在将令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这不是按某一指数的匀速下滑，而是当越过一个临界点时，便会加速坠落。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反精神污染运动中，1985年“马丁文章”被当做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影响则一直延续到90年代。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反精神污染的直接动因是有关周扬讲话的分歧。一场学术报告演变成重大政治事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局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令人深思。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卢跃刚：NGO社会干预有个盲点，就是都把官僚体制当作天然的对手，社会干预没有体制呼应、配合，最终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天则所是纯粹的民间机构，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它能够成长是因为改革，但它遭遇过很多麻烦，也是因为改革，因为改革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