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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加德纳,FT记者,1952-2022年

这位中东问题专家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正直的作家,在他为报纸工作的44年中,因其清晰的文字而闻名。

英国《金融时报》前国际事务编辑、中东编辑和首席撰稿人大卫•加德纳(David Gardner)在迪拜突然去世,享年69岁。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杰出的国际记者和评论员之一。他学富五车,可以像一个天使一样写作。

他把对了解历史的重要性的信念与对政治阴谋的迷恋、对虚伪的不耐烦、对讲故事的热爱、对美好事业的热情、对独裁者的厌恶和不可抗拒的幽默感合为一体。他清晰的文字使最复杂的主题,从中东政治到欧洲共同农业政策,都变得容易理解,即使外行也可以轻松阅读他的文章。用FT总编辑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的话说,他成功地将报纸上最好的文字与“激情和正直”相结合。

他出生在布鲁塞尔,他的父亲是一名英国外交官(由于他的祖父,加德纳一直持有爱尔兰护照),他被送到英国天主教寄宿学校史东赫斯特(Stonyhurst),在那里他接受了耶稣会牧师的教育。这种教学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烙印。“耶稣会教给我们一种人类团结的意识,以及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与他同时代的同学、FT记者吉米•伯恩斯(Jimmy Burns)表示。他们还向加德纳灌输了一种严谨的智力和分析能力,加德纳从未失去过这种能力。

他赢得了在牛津大学攻读英语的机会,并找到了充足的时间投身左翼事业。他与另一位非常热衷于政治的同时代人、未来的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基督教社会主义中发现了共同的兴趣,两人还找到了一位共同精神导师:英国国教牧师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我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进行激烈的政治讨论和辩论,”布莱尔说。“他是一个特别善于反思、深思熟虑的人,总是努力探究问题的核心,不管自己的感受如何,总是在寻求客观真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成为一名记者,并不让我感到惊讶。”

伯恩斯表示,加德纳一直决心为FT工作。尽管中东将成为他最大的兴趣所在,但1978年,他以一名自由职业“特约记者”的“小角色”,开始了在该报长达44年的职业生涯。他同情中东争取自治的努力,但从未持有不加批判的态度。

到1980年,他已成为FT国际版创刊团队的一员,在伦敦工作。但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坐办公室的人。五年后,他再次离开伦敦,去到墨西哥,成为一名“超级记者”。在那里,他对政治腐败和中美洲日益血腥的内战的报道,展现了风格、智慧和对故事更广泛重要性的看法。

加德纳已经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勇气和清晰的报道赢得了声誉。他的命运是被派往布鲁塞尔报道农业。FT前一任总编辑、曾担任加德纳分社主管的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表示:“他刚来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使自己成为牛奶配额方面最伟大的专家。他几乎以掌握所有细节并将其写下来为乐。”

他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竞争对手试图窃取他的成功。加德纳曾经讲过,时任《每日电讯报》记者、现已成为英国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曾在第二天把自己在FT的报道整段整段地抄了下来。“我指责他公然剽窃,”加德纳说。这位未来的首相毫不羞愧。他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把FT当作主要消息来源吗?”

加德纳的声誉帮助他得到了FT中东编辑一职。对于一个对思想和人充满热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一个有着古老历史和复杂而矛盾的现实的地方。在成为FT总编辑之前曾担任该职位的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表示:“他对该地区的硬实力现实和历史的发展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看法。在一个媒体报道似乎被当时的恐怖事件所困扰,或被党派情绪所左右的地区,大卫的视野异常稳定,他的分析始终可靠。”他既对如此之多的阿拉伯独裁者滥用权力感到愤怒,也对以色列民主制度未能为巴勒斯坦人带来更公平的解决方案感到愤怒,同时也冷静地分析了后果。

大卫·加德纳和他的妻子萨米亚·纳库尔(Samia Nakhoul )以及他们的双胞胎特伦斯(Terence)和哈亚(Haya)

他的热情和理解力也受到了萨米亚·纳库尔(Samia Nakhoul )的影响。才华横溢、深受爱戴的萨米亚·纳库尔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担任路透社的中东主编,她是双胞胎特伦斯(Terence)和哈亚(Haya)的母亲。他们,以及大卫在第一次婚姻中的女儿丹妮拉(Daniella)仍然在世。在他们的公寓在2020年的港口爆炸中被毁后,一家人从贝鲁特搬到了迪拜。

在《最后的机会:处于平衡中的中东》(Last Chance: The Middle East in the Balance)一书中,加德纳总结了他的观点:“除非阿拉伯国家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能够找到走出这个专制深渊的方法,否则他们的人民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注定过着绝望、屈辱和愤怒的凄凉生活,为这个已经是世界上最易燃烧的地区的熊熊大火增添燃料。”

“这将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公民从这个坑中爬出来。但他们至少可以期待西方不要一直踩着他们的手指。”

他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写这本书的,他曾谴责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及其盟友(包括他的老朋友布莱尔)犯下的灾难性错误。让他感到痛苦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他的妻子萨米亚差点在美国的导弹袭击中丧生——西方盟国表现出的对历史的无知,以及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会加剧整个地区的冲突。

FT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表示:“我们把FT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态度,几乎完全归功于他的智慧和道德勇气。”

在他的同事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善良、慷慨,尖刻、机智的人,是年轻记者的好导师,而且在回到办公室撰写一篇充满激情、文笔完美的社论之前,还能喝下数量惊人的西班牙红里奥哈(Rioja)葡萄酒。我们将深深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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