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国“两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和消费者都反映，平台企业存在三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算法不透明。针对上述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综合治理，督促平台企业提高算法透明度，优化算法规则，切实有力的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罗文所说的算法不透明，指的是平台算法系统的运行逻辑、决策依据及影响机制对受其支配的个体或群体不可见、不可知且不可控的状态。在平台经济中，这种技术特性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定程度上陷入“数据迷宫”，其权益保障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概言之，当平台视自身效率最大化为唯一目标时，平台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可能淹没于数据洪流之中。
以外卖行业为例，日均4000万订单的背后，是数百万骑手的就业手段，也是算法驱动下的多方博弈。现有配送系统构建于精确的数学模型之上：路径规划融合了实时交通数据、订单热力图和历史配送记录，时间预估模型精确到楼层高度和电梯等待时间等。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对于算法是否存在“效率至上”原则有质疑，数学模型令骑手在订单分配、线路规划、时效考核等诸多环节承受着算法压力。许多时候，骑手既不知晓算法逻辑，也无法对自己感到不合理的时限规则提出异议。
杜绝不透明、唯效率的平台算法机制，使骑手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其主要路径是促使平台算法透明化。提到算法透明化，不得不提“算法取中”原则。该原则系数字时代针对平台算法治理提出的核心原则，旨在算法设计和应用中摒弃单一效率导向，通过技术手段平衡多方利益，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与社会公共价值。这一概念源于2023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出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引》，标志着算法治理进程从技术优化迈向价值重构。算法透明化可以理解为在“算法取中”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即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和技术设计、使算法系统的运行逻辑、数据依据、决策过程及影响结果被相关方理解、验证与监督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可解释、可参与、可追责的技术治理体系。
归结起来，外卖行业的算法透明化，意味着平台通过技术重构与制度创新，于算法设计和应用中须摒弃单一效率取向，在平台商业效率、消费者体验和骑手权益保障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机制，简言之，即在效率和人本之间寻找平衡点，使算法透明化成为平衡技术效率与劳动权益的关键机制。
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就算法透明化做出了自己的尝试。比如，饿了么为进一步促进算法应用向上向善，推动平台规则透明化，推出九项举措，第一项就是落实算法公开常态化。该公司在平台官网设立算法公示专栏、推出骑手权益月恳谈会创新机制、成立即时配送算法专家委员会，及时与社会公众沟通饿了么的算法原则与优化进程。同时，平台给予骑手充分的知情权，在骑手端APP显著位置，将各类平台规则予以充分的透明化展示。
外卖平台算法透明化的具体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努力方向非常明确，即针对行业特殊性，聚焦解决如下四大核心问题：其一，配送规则的可知性，包括时间计算透明化、路径规划可视化和订单分配逻辑公开，使骑手可提前知晓订单分配的动态权重系数（如天气系数、路况系数），据此调整接单策略；其二，骑手权益保障的可操作性，扣罚依据明确化、收入机制透明化、数据权属清晰化；其三，风险防控的预见性，建立工作强度预警系统和异常情况响应系统。公开的“连续工作时间计算模型”使骑手能主动规划休息时段，公开的一场情况响应协议，则能使骑手在遭遇突发事故时，系统能自动冻结时效考核并启动援助程序；其四，兜底保障的支撑性，完善新职险和商险双保障，这是目前骑手作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最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然，算法透明化落地非平台一家的事情，不仅需要平台在技术工具层面进行创新，还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完善及社会协同治理。在此意义上，全社会全行业需要达成如下共识：透明化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人本价值回归的起点。
外卖骑手算法透明化，实质是将技术权力重新纳入“人本逻辑”框架，也就是说，算法的改进和提升透明化是以骑手角度为旨归。当骑手能够读懂配送规则，当系统开始为暴雨中的配送预留安全冗余，当骑手无须为职业兜底而焦虑，算法便不再是冰冷的控制工具，而进化为促进公平和保障权益的数字契约。这揭示出数字文明的深层命题：技术的最高伦理不是追求极致效率，而是在效率和人本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注：翁一，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